范光陵，生于中国大陆，长于台湾，受教育于美国。美国斯顿豪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犹他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电子计算器和管理学专家、社会活动家，被称为"三冠才子"（中华计算机之父、工商管理大师、世界桂冠诗人和诗意画派大师）的文理全才。曾任美国加州大学院士、工商管理学教授，台湾国立成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现任台湾中华工商管理学会理事长、台湾中华文化协会会长，是台湾100个民间团体的总召集人。
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本华人所作的介绍计算机的中文图书《计算机和你》。196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历时6年，主要研究电子计算器；期间兼在台湾执教，开创了台湾的计算机教育事业。开创了"新古诗"，被著名诗人臧克家称为中国古诗在当今的三大流派之一。曾在1987年纽约举行的世界诗人大会上获"世界桂冠诗人"荣誉称号。倡导企业"诗意管理"。又将诗意与油画结合，创立了油画中的"诗意画派"。讲学和研究、访问的足迹遍及世界60多个国家。1988年率领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团访问大陆。这是40年来首次跨越台湾海峡的经济文化领域访问团，使两岸关系产生历史性突破，受到江泽民、朱熔基、李瑞环等中共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欢迎。 迄今，出版了计算机和管理类图书30余种、中英文诗集20余种。曾获莎士比亚文学奖、泰国国王计算机奖、英国皇家国际杰出成就奖、加州大学杰出学者奖，并被三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圆持法师１９６５年生于山东莱芜，“左”的路线时期激发了他出家复兴佛教的志愿，经多年的矢志追求，他于１９８２年考入北京中国佛学院，并拜广济寺方丈正果高僧为师。
　　他于中国佛学院就读四年的过程中，除了学业外，每逢星期日风雨无阻，一大早从中国佛学院的所在地法源寺乘公交车到广济寺亲近师父正果，从而获得了良好的熏陶。他还时常亲近明真、观空等享有盛誉的高僧，并得到了很多受益。
　　正果、明真、观空法师皆受业于近代高僧太虚大师，继承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这一思想作为现在佛教的发展目标，其实质在于谋求佛教适应社会。圆持法师不仅也继承了这种思想，而且十余年来，他还将其作为佛教与社会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思想核心而努力工作。
　　１９８７年春他以２１岁的年龄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同年复进入中国佛教协会机关工作。他在工作之余将主要的精力倾注在了佛教如何与社会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探讨上，并认识到“佛教是道德信仰，不是神学信仰”。这一重要论断，对重新认识佛教和确立佛教的社会地位具有极大的意义。他认为，唯有将佛教定位于社会道德，才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确途径。因此，他于１９８８年开始全面整理佛教的伦理思想，以作为实现佛教变革——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相应的思想理论基础。
　　他多年的研究和比较，发现佛教伦理思想与其它有关学派相比较，不但更加丰富，而且对现实社会的发展甚为有益。他认为诸如“众生平等；互相尊重；自利利他；净化众生；和解众生；利益众生”等佛教伦理思想，经在中国长期的传播和影响，已在为推动中华民族健康进步的思想财富。这些思想财富，对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新世纪人类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对全球德危机的解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自九十年代初以来，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和政府，已认识到了宗教道德和社会价值。１９９３年１１月江泽民主席要求：“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１９９８年１月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提出：“我国各大宗教教义中的许多内容，比如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要求，与现时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宗教界对这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群的内容，要加以挖掘，加以整理，加以强调”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要求，圆持法师认为，既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指明了出路，也非常切合宗教的根本特质。他还说：“历史经验足可以证明，自古以来宗教的成功之处在于对社会道德的贡献。党和政府寄希望于宗教的道德贡献，对佛教社会价值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圆持法师在其整理的《佛教伦理》第一卷“导言”中讲：“‘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治要求和‘人间佛教’的发展目标，于精神实质上都是为了佛教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潮流，欲最终圆满解决这一问题，唯有认清佛教是道德信仰，将佛教定位于社会道德，并立足于佛教道德来发展佛教。否则，佛教就没有切实的社会职责，因而也就难以发挥出特有的社会价值，最终岂有本分可言。”他不但是样认识的，而且于实际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他自１９８８年着手整理佛教伦理以来凡十四年，在没有经费和其它特别支持、甚至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无怨无悔，至今已将佛教所有原典中切合现实社会需要的伦理思想精华，历史必于全面整理了出来。全书预计有一百余万字，可望明年问世。他多年来在与信众和相关社会人士接触时，都向他们讲述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理。
　　“法轮功”出现后，他即敏锐地意识到其对社会和佛教的危害性。因此，多年来不断向广大信众和有关社会人士说明“法轮功”的危害，从而起到了积极抵制的作用。１９９６年夏，面对“法轮功”日趋猖獗的态势，他即建议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向政府表明佛教界反对“法轮功”的态度，请政府重视其社会危害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自九十年代初“宗教与身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提出后，圆持法师即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通过实际行动予以响应。除了加紧继承整理《佛教伦理》，以作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系统方法外，于１９９９年初写成《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之路》一文，阐述了以佛教伦理作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２０００年春天又写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一文，该文介绍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八个重要思想：“一、佛教的辩证思想；二、佛教是伦理思想；三、自利利他的思想；四、互相尊重的思想；五、平等的思想；六、爱的伦理思想；七、善恶观的思想；八、面对社会的思想”。这两篇文章除得交给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外，还不断向教内有关人士广泛交流，得到了他们的普遍好评。２０００年７月底吉林省佛教协会在辉南县万寿寺举办“清净之旅夏令营”，他被邀请为主讲，即讲了这篇文章，使听讲的营员和信众受到了极大启发。
　　２０００年５月江泽民主席“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见报后，他很快写成“三个代表的精神指导宗教与社会性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篇文章于当年表于《在党旗下——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丛书》之中。该文中说：“‘三个代表’的提出，更加切实地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内含。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真正找到了新世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途径。对这样的政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宗教信仰者应该坚决拥护。”还说：“宗教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它所追求的人生归宿是什么样的，都要始终以现实社会为依托。不论它如何宣扬自身的神圣，如不能从正面给社会带来实际价值，最终难以令人信服。不论它如何标榜其教义的权威，如经不起社会历史潮流的检验，结果难免成为空谈。”这样宗教观，不但反映出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深厚的思想认识基础，而且也充分显示出他具有现代宗教家的修养。
　　２００１年初他写出了“传统文化和信仰是重要的社会发展基础”一文，年底又写出了“吉林又出了一个邪教”的报告，经上报政府的有关部门后得到重视，使该“邪教”受到取缔。于今年１－６月份，他又分别写出了“宗教台独的问题与对策”、“关系未来西藏命动的两个因素和两个问题”、“继承好传统文化和信仰是反‘邪教’的根本出路”、“于宗教工作中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重林意义”等五篇建言献策的文章。这些文章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后，得到了重视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圆持法师对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佛教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在融入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的同时，还对民族的历史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内，在多民族的统一上发挥出了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对外，在沟通国际关系、传播民族文化方面产生了独到的贡献。
　　他在负责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工作期间，发现馆藏一部《满汉蒙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这部书是清代乾隆皇帝主持编纂的，约有一千余万字。满族在入主中原前并不信仰的行列，其主要原因无非是为笼络汉、藏、蒙等民族，并借佛教来完善其文化。当时满族的文化基础非常浅薄，这对其长期统治来说是种潜在的危机。因此，自康熙开始即将谋求建立完善的满文体系作为朝廷的一件大事，直到乾隆时期才借助汉、藏、蒙大藏经中的“咒”使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咒”在汉、藏、蒙大藏经中同属古印度文的音译，读音比较一致。因此，“咒”具有重要的音韵学价值。经乾隆将上述三个民族大藏经中的咒合并一处，再令当时精通中印度文韵律的学者校正，同一个咒不论用汉、藏、蒙任何文字拼读，发音与原古印度文丝毫不差，然后将满文列入上述三种文字的咒中，于发音上与之保持一致。如此，满文不但最终解决了最根本的音韵问题，而且也使四个民族在文化上和信仰上有了相互认识和融通的渠道，对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良好作用。这部民族文化的瑰宝自乾隆时期印行后，到民国时期完本已所乘无几，西方有识之士甚至不惜重金搜罗残本。蔡元培、梁启超等三十位国学和佛学大家，深感这部书的重要历史文化意义，为了流传后世，免于散佚，共同发起了第一次影印。这部书的影印本历经战乱和波折，至今在全国存世的完本已很少见了。幸好中国佛协图书馆所藏一部尚且完整，为了免于再次散佚，并令世人众中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渊源和关系，在圆持法师的主持下，于１９９５年由民族摄影出版社第二次影印。这次影印缩印为十六开本八大册，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了书名。
　　圆持法师长期工作于中国佛教协会，对全国佛教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认为，中国佛教各种问题的产生，虽有一定外部的社会因素，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尚未确立好适应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法。支配现在佛教发展的是传统的旧模式，非常狭隘与片面，又加上各种弊端的积累，致使佛教“道德信仰”的本来面貌被掩盖，具有现实意义的丰富思想价值难以发挥。这种状况如不尽早改变，那么，现有和未来佛教事业的发展就会失去精神支撑。在新千年开端的今天，佛教生存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中，如不积极谋求与之相适应的道路，则无异于自绝于社会，又更如谈自身的向前发展。他在１９９６年写的“‘搞好中国佛教协分自身建设是确保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先决条件’一文中，开头即说：‘日益深入的改革开放进程，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和冲击力都是巨大的。对佛教而言，无疑正临着一场自身有何等价值功能的大考验。能否经受得起这一考验，直接关系着今后佛教的命运。中国佛教协会应该首先重视这一问题，并作为核心任务加以对待。中央所提出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的要求，将社会利益和宗教的利益充分结合地起来，可谓是佛教迎接考验的两个支撑点。’”
　　圆持法师还是已故越朴初会长和正果融会长共同培养的“中国佛教协会重点培养对象”。他十余年如一日探索着建立“人间佛教”和“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工作。他多年来，在反“邪教”的问题上始终是站在前列的。他立场坚定、无怨无悔、其所做出的成绩是显著的。圆持法师的优异表现充分说明他是佛教事业必须的人材，也堪称是“爱国爱教”的表率。